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于3月23日-26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主持人：
冯氏集团主席、国际商会前主席冯国经
讨论嘉宾：
美国前贸易代表Mike FROMAN
新加坡荣誉国务咨政吴作栋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nippon.com”总编白石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IMF前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新西兰前总理Jenny SHIPLEY
冯国经：我们看到亚洲一体化发展势头是可以进一步加强的，我想到的一点就是现在亚洲能不能帮助全世界，为全世界的全球化起到一个基础性的力量与作用
冯国经对美国前贸易代表Mike FROMAN提问：您是TTP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请您讲一讲全球化对全球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G20刚刚结束的财长会议，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承诺要反对世界各地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了，这个声明企业界代表非常紧张，比如美国是不是会增加关税，我们是不是进入保护主义时代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扭转这样的趋势？通过自由贸易安排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Mike FROMAN：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组讨论，G20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们说我们不想重复上世纪30年代的错误，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要过渡夸大G20财长声明对各位的意义。亚洲东盟一体化的推进，很多双边和自贸协议正在谈判中，美国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双边谈判以及太平洋的建立。亚洲也有经济联盟和自贸谈判，生意全球化其实还在进展中。
在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和后续政府的变化，我们感到了一种愤怒。美国民众中有这种愤怒，有时在欧洲也见到这种情况，欧洲的情况和美国有一些不同。全球化的系统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奏效的。 当讲到如何能够让人们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变化的世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不同的讨论。所有的国家，也包括中国。
还有亚洲其他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颇多，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全球化帮助了这些国家支持国内系统经济的发展，短期、长期来说，在国内都带来了好处，促进了经济的改革。持续的促进经济的开放。改善机制安排。我们所见到的这些繁荣会给大家这样的印象，就是有些国家支持这种基于开放的系统安排，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可能设计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他们表现的是不支持。
金立群：我们57个亚投行创始国和13个新加入的成国，今年还有15个国家将会加入我们，加在一起是85个到90个成员国，我们大家共同愿景就是促进联通性，铺砌一条共同的道路，共享结果。有人似乎不喜欢，似乎有人在全球经济中受损，这点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化经济中并没有输家，尽管受益的程度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部，会有一些人会失去或者有一些调整，抱怨并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所以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提升互联互通性就是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帮助政府之间的对话。通过这样的投资使得更多的人群受益。因此，我们的工作不是说在某一个国家投点钱，建建铁路、建建电厂，我们看到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得到协调，人们能在这样的投资中受益而不是受损，这是我们的目的。
冯国经提问新西兰前总理Jenny SHIPLEY女士：您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在促进自贸中，资源富裕的国家是怎么看的？
Jenny SHIPLEY：新西兰是在南半球的一个小国，但是我们很多传统和我们的繁荣是从这种贸易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只看作是和地缘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全球化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个人的敏捷性比起十年前都极大的提高了。人们对预期在发生变化。 我也考虑到我们机构的敏捷性，国内的机构、区域的机构、全球的机构，他们是否有仔细的聆听敏捷的个人的期望？
亚洲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国家的发达程度还并不高。像非洲、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实。我觉得必须要有战略性的投资来支持这些国家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新西兰是第一批加入亚投行国家之一，我们希望在金融融通机制安排上和各个国家发生合奏，多变、双边的机制的安排，使金融机制落实到位。
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到自贸的这种安排下，是否能够去落实最初的TPP意愿？是要使得那些能够形成一致意见的人们首先就形成的意见来开始行动，后续再让其他可以对此形成一致意见的人慢慢进来，这也是一种敏捷性、前瞻性，这也需要领导人也能够更好的了解人民的期望。
周小川：我想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稍微评论一下。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讲到了亚洲国家从自由贸易系统和全球化中受益。亚洲的经济于是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亚洲人民的生活生活水平于是有了提高。这使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一场讨论，大概是在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早期，在那场讨论中，我们把自由贸易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和以国家内部为主的导向做了一个比较来决定中国是否要对外开放，多大力度对外开放。
不是我们欢不欢迎全球化的问题，就像是社会挑战和经济挑战一样，这是一个我们不可避免的已经在发生的现实。有些国家认为失业的问题是全球化所部分造成的，他们认为关起门来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就业机会。但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资源分配理论上来讲，当你使用一种政策支持某一个领域，就要把其他领域的经济资源拿到你所支持的这个制造业领域中来。
周小川回应Mike FROMAN的边界税问题：任何关税的安排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对中国来说我们执行开放政策已经多年，我们清楚的意识到如果你是想鼓励出口的话，就应该让出口商自由的去选择进口的这些原材料和进口的技术。如果对进口这个方面有限制的话，又怎么能够形成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呢？如果一个政策对进出口任何一端有歧视的话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最终最好的产出的。
冯国经：谢谢周小川先生。当我们应对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重新很好的考虑一下不同的步骤，以及它们的影响性。主要就是对就业的影响，从短期或者长期来看怎么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扩大就业？很多人通常都在说，就是因为全球化我们才丢了工作，但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你之所以失业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技术，真的不是因为全球化。我们看到80%都是因为技术不好，我还没听有人说咱们不要在技术方面取得进步。
冯国经问IMF前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先生：我们实际上已经讨论到了全球化很多的方面，但是，对于全球范围内的一些系统性风险，因为互联互通，因为全球化的层面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增加了互联互通和全球化的层面，有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那么我们会不会有更高的系统性风险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工具来应对系统性风险？
朱民：如果比较一下十年前的全球化，我们通常都在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极大的增加了互联互通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看到180个国家，那时候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它们成长战略也不一样，GDP增长也不一样。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GDP增长已经互相联系起来了。当时可能加起来也就是80%。所以经济活动互相联系，我们真的是互相很紧密的关系了。
我觉得当互联互通还在继续上升的趋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跨国经济体或者是跨国机构之间的设立。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到全球化正在增长，我们一定要有更强有力的全球化的跨国机构来应对所有的这些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支持全球化的发展。
Mike FROMAN：我们说到了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的补贴和中国进口的一些替代性等话题。我之前跟中国的官员在聊天，你们真的是希望把这些产品当中纳入到一些医疗器械吗？官员就说我们有好多好多老人，必须要做好准备，不然他们得了病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你把关税降下来，进口全世界最棒的医疗设备，这样就可以给这些老人治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还有很多空间才能达成更广泛、更开放的一些自由贸易。
金立群：我说了全球化是没有输家的，全球化必须要有调整、改进、国内政策必须要跟深。也必须要注意到英文和中文，我们当时说到直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未来这是中文，但是如果看到英文的话，它不是这样讲的，只是说自由贸易，没有“直面”。所以你怎么去非常勇敢的面对全球化？因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愿意接受更大的挑战，这才是直面全球化，英文版中只说全球贸易，没有说直面。
白石隆：日本政府安倍两年前说了不参加亚投行，那时候到现在也都在讨论到底要不要加入AIIB？我是相信亚投行是我们在日本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议题。第二个就是TPP没有美国，我从原则上同意刚才您的讲话，我为什么说原则同意呢？因为日本我们可以说有些问题，安倍和特朗普最近同意要建立双边经济对话。主席是彭司和日方代表。一年之后有可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FTA有可能会建立
周小川：有多年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到了很多经济体，失业率上升，同时劳动力市场本身就并不完美。。劳动力有从不同的经济领域进行调整和流动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员工的知识和技能重新的培训，以应对工作短缺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系统，资源的分配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核心资源的分配，资本、技术和技能。如果人才技能已经过时，必须要调整或者重新培训去适应全球化。
拉法兰：我们希望有更加包容的全球化，不仅是各国内部的包容，人们也更加的包容。我想应该将重点放在多变，当前存在着一种风险就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双边互动，所以这也造成了很多不平衡。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一些非洲年轻国家他们再教育方面进行了大力改革，非洲国家年轻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用多变的眼光来解决。
冯国经：我个人想说包容、持续的增长是我们想要的，增长是每一个国家的日程之首。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应对不平衡和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才能够促进可持续的增长。在我们去寻找经济模式更加均衡分配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个蛋糕做大，否则的话，分配的问题也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上保持其势头、其发展、同时又解决这些要解决的平衡、公平的问题。
